游访延安圣地

——协举思维下的延安圣地随想与感悟（三）

文·郭水成

       中原经济协作区网【钟俊华 常小靠 周志鹏】讯息； 时光荏苒，如箭靶般深深烙印于心田。转瞬间，我在延安的巡游已逾十日。在小张秘书的悉心陪同与帮助下，我几乎踏遍了延安时期革命先辈们所有工作与生活过的地方。心中感慨万千，情感难以抑制：那些难以忘怀的决战场景、那些青春年少的笑脸、那些生离死别的无奈，如同一幅幅生动的画卷，充盈在我的脑海，搅动着我的心底。
       在小张秘书的安排下，我们决定临时休息一天，明日再启程返回京城。我特地邀请张秘书来到我的房间，想趁着这难得的休息时间，与这位曾经的哲学高才生深入聊聊，分享此行的心得与感悟。
       谈及此行的收获，我首先思考的是：这些历史记忆能否为未来解惑？缅怀先辈，不仅仅是为了铭记历史，也不仅仅是为了感动当下，更重要的是要面向未来，被未来所需，才能真正实现永恒的价值。随着人文环境与客观条件的变迁，我们不能机械地复制历史，也不能刻板地坚守旧有观念，而是要从先辈们的创见与壮举中汲取生命力旺盛的文化种子，将其生生不息地传承下去。
        我深刻认识到，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面临的历史环境与我们今天所处的国际环境，虽有所不同，却也有诸多相似之处。我们都需要在多元矛盾中探索新路，创造和谐。中华民族的发展道路，历来就是多民族大融合之路，中华文化更是融合了百家之长，形成了独特的大文化体系。面对多元矛盾，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二元对立，而应将其视为一个复杂的矛盾系统。因此，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们才能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智慧、实现多方共赢的中国方案。
       接着，我们谈到了文化复兴与理论创新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在我看来，“多方面协同并举”的协举思维，正是理论创新的重要体现。我联想到了梁映敏博士所著的《协举方法论》一书，该书对于“辩证法”的立体升级提出了富有创造性的见解，形成了一系列解决多元矛盾的方法链。这既是对老一辈革命家创见精神的继承，也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论解读，具有深远的理论创新意义。
        在哲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我们既要注重秉一性，也要注重纳异性。秉一是根基，代表着对核心价值观的坚守；纳异是过程，代表着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与借鉴。中华民族自身的发展就是一个漫长的纳异过程，从多民族血脉的融合到多民族文化的交融，我们实现了自身的不断壮大与更新。在当今世界文明多样化的趋势下，我们更应以开放的心态去接纳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同时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将优秀的“异”借鉴过来，增加我们创造的素材；将糟粕的“异”淘汰出去，减少我们创新的弯路。
        秉一与纳异相结合，或许就是可行的协举之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百花齐放”，建设文化百花园也是中国梦的一部分。只有文化百花园的突破与创新，才能引领中华民族迈向新的发展台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次延安之行，对我来说是一次全方位的洗礼。我深深感受到了创新思维的活力与生命灵性的延展。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继续秉承这种创新精神，为推动中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简介:郭水成，在某军区服役，后转业到政府工作，曾任中国招商引资杂志社副社长。）